2018(第二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

由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主办，南方都市报承办，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支持，陕西助老汇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协办的2018(第二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日前（8日）在西安举行。峰会以“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养老多元参与”为主题，来自农村养老领域的政界、学界和民间组织代表共聚一堂，就中国农村空巢现象、寻找农村养老模式和推进农村养老公共政策进步与社会关注等进行深入探讨。

农村养老必须在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中统筹谋划

开幕式上，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师进辉在致辞中指出，城市养老正在成为创业的蓝海，各种现代化、人性化的养老模式层出不穷，受到社会资本、公益力量及媒体大众的广泛关注，随着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空巢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农村养老的体制短板和资源短缺也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养老问题更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受邀出席峰会并作主旨发言。他指出，我国农村养老既面临三大困难，也具备三大机遇。

其中三大困难，一是保障难。尽管我国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养老金连续上调，但实际保障水平还有待继续提高。二是健康难。我国农村的健康服务能力偏低，农村基本上没有健康管理，未来最大的挑战是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这是农村养老难点中的难点。三是关爱难。我国农村老人居住分散，空巢独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文化设施也偏少。

不过，农村养老也面临三大机遇。一是党中央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养老成为五大幸福产业之一。三是我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家庭养老、熟人社会、互助传统理念，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奠定基础。

吴玉韶认为，农村养老是系统工程，必须在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局中统筹谋划。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不能就养老谈养老，要把养老问题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把养老服务纳入乡村公共服务，把养老设施纳入乡村规划，把老年人管理纳入乡村社会治理，切实在乡村振兴和发展中统筹解决养老问题。

吴玉韶指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之路，要坚持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积极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倡导养老多元参与。这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要义，也是解决农村养老的金钥匙。

养老提供了新可能

吴玉韶表示，农村养老的三大力量是家庭、志愿者和专业服务队伍。农村养老的主力军仍然是家庭，但家庭照护也需要政策支持，家庭照顾队伍需要专业培训。

吴玉韶认为，需要大力发展志愿互助服务队伍。互助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传统，也是新时代养老的希望所在。志愿互助服务关键在组织，基层老年协会是最佳组织模式，要加强扶持和引导。

吴玉韶指出，要逐步发展专业服务队伍。尽管很难，但这是大方向，必须逐步推行，由易到难，由城及乡，由近郊到远郊。“互联网+养老提供了新可能。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扶持专业社会组织进入农村。”吴玉韶说。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友华也认为，“互联网”在社区治理当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社区治理的核心是社区服务，社区服务的前提是人际关系与人际互动。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际互动与人际关系，使得现代陌生人社会又变回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社会治理成为可能。

在陈友华看来，政府＋互联网是电子政务、市场+互联网是电子商务、社区+互联网也可以构成电子社务。陈友华认为，社区治理应该将社会、政府、市场三方协同起来。

依靠农村的内生力量

“我国养老的短板在农村”，陕西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关居正介绍，截至2017年底陕西共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645万人，农村老年人口416万，未富先老的问题更为突出。

这正是西部省份乃至中国农村地区都面临的挑战。关居正介绍，陕西目前正不断加大农村养老设施投入，推进养老建设，目前已建成农村幸福院8124个，床位达到8.3万张，覆盖49%的行政村。已建成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424个，可用床位5.1万张，县级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实现了全覆盖。

农村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是陕西省的特色，“目前已建有农村老年协会是16228个，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在河北省，荷花基金会也在探索“妇老乡亲”的养老模式。该基金会执行长张天潘介绍，对农村老人来说，健康是最大的问题，失能失智的照料问题更加严重。在“妇老乡亲”的养老模式下，一方面，基金会发动留守妇女，组建妇女组织，培训专业志愿服务能力和初级护理能力。基金会负责联络培训机构，留守妇女通过学习、考试、拿到初级护理证、中级护理证。另一方面，基金会也发动身体相对健康的老人，建立农村老年协会。基金会提供3年的资金，用于孵化、运作协会，组织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村里老人的业余生活，提升村落活力和凝聚力，营造良好交流活动、互助氛围。

为什么在农村我们需要互助养老？

“互助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传统，也是新时代养老的希望所在。”吴玉韶也指出，邻里互助、社区互助，特别是老老互助，低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有病老年人。吴玉韶建议，地方政府要对基层老年协会加以扶持和引导。

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一个问题，农村的互助养老是一种过渡形式，还是一种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杜鹏将目前的农村互助养老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乡村干部引导的社区自治，这种模式得到政府资金补贴支持，典型的形式包括互助幸福院、互助养老合作社、互助照料中心；另一种是村庄里能人带动型的互助养老，这种模式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自治能力，资金来源包括村两委会拨款外加社会捐助，不过由老年人组成的团体可能难以胜任组织和管理工作，这一模式存在服务和组织的局限性。

还有一种模式是最经典意义上的互助，也就是搭伴养老、亲友互助、邻里互助、结对子互助，就像农业生产的互助组一样，它的互助形式更为灵活，但是它的养老服务有效供给范围窄，只能覆盖小部分的群体。

在杜鹏看来，互助养老对农村的养老服务是有效的补充，没有现在农村各种各样的互助养老，农村养老的服务需求得不到解决，它是现阶段非常有效的补充形式。但互助养老是农村社会养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不管它是处于群众自治的还是联合自治，还是干部领导型的社区自治，都是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城乡的均衡发展，随着农村养老社会服务的越来越充分，农民互助养老的重要性会发生改变。

杜鹏强调，即使农村和城市养老服务保障达到一样的水平，互助养老也仍然有它的特殊价值，因为互助养老的机制体现在它是自下而上的反映老年人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参与的愿望。

未来，在互助养老提供的内容上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互助养老的部分功能会被社会养老服务所取代，“但互助养老在未来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光发热”，杜鹏说。

尽快地全面实现可支付得起、应有质量和水平的农村医疗

峰会上，《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报告》发布。报告发现，中国农村老人几乎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唯一无法转型的群体，其年龄和不能转换的身份、其能力难以适应信息时代和市场、其身体机能状态不可逆转的弱化、其缺少青壮年劳力和活力的生存环境、农村普遍的公共资源稀缺、不完善的基本社会保障系统和设施，紧缺的社会服务等等，各种叠加的积困致弱因素，致使农村老人成为社会人口中的一个弱势群体。相比之下，农村留守老人则由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造成的结构性断裂变得更加弱势。

报告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确立政府主责、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以及资金保障，建立具有底线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政策是制度基础，而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进入农村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与照护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力量。

报告建议，改变或消除城乡身份壁垒，实现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基本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首先是享有与其他老年人平等的生活、医疗、安全、尊严等的基本权益的社会保障，以及享有健康、参与、发展等权益和福祉，这是农村留守老人的根本需求，也是解决之道。

报告提出建议，“应尽快地全面实现可支付得起、有质量和水平的农村医疗、护理和养老服务体系和设施建设。”